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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构建开放型经

2019-01-02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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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担当了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角色,为推动自由贸易的有序发展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复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全球经济失衡为由,通过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保护主义的结构调整政策主导着新一轮的全球规则变局。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增速普遍放缓,中国经济也面临严峻挑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该如何应对?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金砖国家还能否支撑起全球的经济发展?为此,本刊特约请相关专家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希望能给读者一些启发和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在历史上,经济全球化往往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谁把握住这个战略机遇,谁就可能实现“弯道超车”。19世纪后期的美国和德国,20世纪中期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90年代以来正处于进行时的中国和印度,都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2008年发生的这场危机很可能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轨迹。如美国短期执行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的复苏政策,中期推动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的结构调整,长期则正在谋划推动全球规则变局。这将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多边协议基础,发达国家带头转向排他性的区域化、保护主义的本地化、结盟的集团化。

  在这个全球规则变局中,中国面临严峻挑战:未来是做一个全球负责任大国还是做一个被边缘化大国;是否敢于应对高标准规则、高标准投资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新挑战;是否有能力赢得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重大规则的参与制定权、责任担当和逆周期调节能力的开放大国地位。如何“亮剑”?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当前可以把它定义为三个驱动:开放驱动,即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税、非关税措施、服务业市场准入、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措施,都在向更加开放的方向调整和转变,从而出现有利于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趋势;市场化驱动,即市场规则和市场竞争规律正在成为支配全球资源配置格局的决定性力量,从而不断改善全球经济福利,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创新驱动,即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高端人才集聚正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并产生重大推动作用,致使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其中获得明显的后发比较优势。但同时,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中国发展正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其外部环境的特征之一就是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是一个全球重大军事经济矛盾和风险的凸现期,全球银行和货币危机高发期,最容易引发内部矛盾和外部动荡叠加效应的风险期。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90年到2001年是第一个阶段,这是大家普遍享受到全球化红利的发展阶段。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从1990年的26.1%上升到2001年的32%,而且是持续上升。中国在南巡讲话之后所达到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改革开放30多年间来最高的。[1] 2001年到2008年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达到了顶点,2001年达到32%,但以后出现了一路下滑的跌势,到2008年下降到23.3%。同期,中国经济出现了10%以上的飞跃增长,并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01年作为一个重要时间拐点,主要是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9·11”事件的爆发,代表着文明冲突加剧和恐怖主义抬头;二是互联网泡沫破灭,代表着美国新经济繁荣周期的结束;三是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第三个阶段就是在这场危机发生以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继续下跌,美日欧主要发达国家先后陷入危机,而新兴经济体经济前景依然看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把自身问题归结为全球化失控和中国搭便车,使美国没有获得其早先预期的全球化红利。为改变全球化失控和中国不公平竞争问题,美国主导了这一轮全球规则变局。

  关于全球贸易规则变局,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名义上是要打造世界高标准自由贸易区(FTA)范本,其实质是美国要将本国规则转化为全球标准,为未来全球治理改革建章立制。二是推动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BIT2012)、服务贸易协定(TISA)。前者纳入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条款。后者要求所有服务部门,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服务业,都要对外资一视同仁。要求取消设立合资企业的各种要求,不得限制外资控股比例和经营范围,新的开放措施一旦实施不得收回等。名义上是要打造高标准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范本,其实质是重新打造不对称规则优势,为美国投资和服务业进入全球市场打开大门。三是制定“竞争中性”等国际新规则,限制政府利用优惠政策扶助国有企业战胜民营企业的能力。同时,大力推进更高标准的劳工与就业、环境治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国有企业、产业政策规则。其特点是从以前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转向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四是推动全球再平衡调整。美中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USCC)2009年度报告提出,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中美各自应为失衡承担一半责任。其后来的年度报告中还指责中国操纵货币,导致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就业。为此,美国要求中国通过扩大内需和消费、扩大进口和开放、扩大人民币升幅和非贸易部门改革,更多地承担全球再平衡责任,为美国摆脱衰退困境做贡献。

  现在一些企业家提出来要到越南去建纺织工厂。因为按照TPP纺织前沿的原产地规则,今后从纺纱、织布、成衣到终端产品的全产业链必须在TPP境内完成。在TPP境内完成就是零关税,不然就征收相对高的关税。这种歧视性、排他性的机制性安排将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出口和投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日、欧经济先后陷入困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前景则普遍向好。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有一个担心,担心美、日、欧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保护主义的结构调整政策,实际上在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和矛盾。当这种转嫁持续到美、日、欧经济复苏的时候,新兴经济体所遭受的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社会经济矛盾激化,是不是会出现另一轮经济调整和危机,即新兴经济体是否会成为美、日、欧复苏的代价,这种情况恐怕在目前正在一步步地成为现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新兴经济体2014到2019年的增速会从4.6%下降到4.3%,2020到2050年的增速会从4.3%进一步下降到3.2%,即未来十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将是持续下降的。而未来五年美国、欧洲经济都是上行趋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全球经济正在从过去的“双速增长”进入到“倒双速增长”阶段。

  那么,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的问题究竟是内部因素造成的,还是外部因素造成的?新兴经济体内部确实存在有很多问题,如通货膨胀、资产泡沫、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失业上升、结构性失衡、社会经济矛盾加剧等,还可以拉出一个很长的问题清单。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内部问题,但新兴经济体内部的这些问题早就存在,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早就存在,为什么会在2014年美、日、欧经济前景普遍看好、量化宽松政策开始撤出的时候,新兴经济体经济却普遍出现了各种类型的问题。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问题,包括过去和现在的问题,是不是和美国短期的量化宽松、中期的再工业化、长期的全球规则变局相关呢?

  同样,中国目前的问题,像“影子银行”、地方债、房地产泡沫、国际收支风险、产能过剩,以及实体经济转型风险等问题,一个方面是跟过去十年中国没有及时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有直接关系;但另一个方面,也与2002—2008年美国金融和房地产泡沫、2009—2014年美、日、欧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护主义倾向和对海外投资征税以鼓励全球撤资等外部环境有着密切联系。中国财长楼继伟曾说过,2014年以后,美国经济复苏和增长主要靠自己了,你们很难再靠中国刺激经济,为你们创造需求带来增长和复苏了。实际上五年前,美国前财长就说过,美国再工业化的结构调整可能需要十年,未来十年谁来为世界经济增长“拉车”,他希望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大国来“拉车”。所以,当前全球经济出现的新一轮调整对中国的挑战,就是如何把握住美、日、欧经济前景看好所带来的机遇,及时推进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全面深化改革,增强长期增长潜力,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目前,从中国出口增长前景来看,还是发生了一些可喜的转变。首先,2013年,民营企业出口增速是20.6%,远高于外商投资企业的1.3%和国有企业的0.6%。即内生性民营企业的出口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外资企业和国企。其次,2013年和2014年传统出口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类的出口增长率明显高于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速度。在外需萎缩、贸易摩擦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成本上升、人民币价格上升、资源能源土地成本上升、新竞争对手的威胁明显增大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出口业绩实属不易。这充分说明,在面对转型压力越来越大的形势下,谁转变和调整得早,谁就越主动。最后,中国宏观数据也出现了拐点性变化。201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正在走出一条新的趋势线。如GDP增长率、城镇新增就业、全社会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城乡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等,都在发生着阶段性变化。因此,全球经济正在进入新一轮的结构调整,这不仅对新兴经济体,而且对中国,都是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目前,美中经济规模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从历史上看,世界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竞争性和相对抗的,也就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很可能出现的竞争关系。对此,IMF在2011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 ,按购买力平价(PPP)测算,2016年中国GDP将由2011年11.2万亿美元升至19万亿美元,美国GDP将由2011年15.2万亿美元增至18.8万亿美元,中国将超美国。英国最大的智库——经济和商业中心在2013年12月26日发布的报告预测,按市场汇率计算,2028年中国GDP将为33.51万亿美元,超过美国32.24万亿美元,第三至七位将分别是印度、日本、巴西、德国、英国。

  这些预测都暗含着一个假定,即中国赶超趋势不会发生减速、停顿甚至逆转。如发生趋势逆转,赶超路径就可能从不断趋同到弯道超车转向弯道减速、弯道刹车甚至弯道翻车,从而扩大而不是缩小赶超的差距。中国经济要成功实现弯道超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完成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从人治到法治、从人口大国到全球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性跨越。

  一是要牢牢把握住报告提出来的“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前,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仍是战略机遇还是机遇不再,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存在着广泛争论。如菲利普·史蒂芬斯就认为,美国正将战后多边主义置换为与志同道合国家(盟国)间的特惠贸易和投资协定,让多边贸易协定靠边站。没有美国的支持,多边秩序将进一步陷入破损失修状况,而全球化也将会分崩离析。作为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国,中国将成为全球化寿终正寝的最大输家。[2]对此,就要按照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为中国发展创造更有力的外部环境。

  二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是做负责任大国。中美之间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要采取超越零和博弈的大国战略,开放合作,避免对抗,互利共赢。一些美国朋友提出说,TPP会边缘化你们,然后你们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也没有包括我们,因此我们在互相边缘化,不是说美国在边缘化中国,中国也在边缘化美国。如果双方都不想互相边缘化,就要执行超越零和博弈的合作策略,寻求合作基础,增进战略互信,避免全面对抗。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做了一项研究,关于如果美国与中国签订FTA的利弊影响。初步结论是,如果中美之间搞FTA,那么美国国民收入将净增加一个点,中国将净增加两个点。这个结论说明,开放合作将给双方带来对等的利益,寻求对抗则会丧失巨大的合作红利。中美作为两个负责任大国,开放合作将推动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是新时期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30年前,在1984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的开放,既包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也包括对前苏东转型中国家的开放,还包括对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前三十多年里,由于我们迫切需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技术和人才,因此,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是重点。下一步,对新兴经济体和转型中国家的开放将成为战略重点,以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其中就会涉及到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统筹协调发展,包括统筹协调推进海上运输通道与陆上基础设施、产业合作园区和机制平台建设。怎么办?首先可以考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从沿线的穷国、穷人、穷地区做起,从基本教育、医院、扶贫做起,从绿色转型、民生改善、社会责任做起,在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中占领道德制高点。其次是在东南亚、东北亚、西亚北非、中亚、南亚等周边地区建立起中国投资、制造、销售、服务、合作的开放新模式,包括探索提升“中国品牌”的价廉物美形象;转型发展“中国创造”的高成本、高价格、高增值商品和服务结构;逐步构建“中国合作”的共享发展、负责任行动和维护东道国生态秩序、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的合作新体系。再次可以建立起四个驱动模式,包括市场驱动、资源驱动、成本驱动、效率驱动的“走出去”;打造五条供应链,包括跨境的生产和贸易供应链、跨境的金融供应链、跨境的基础设施供应链、跨境的人才供应链、跨境的公共服务供应链,以大幅度降低中国和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成本。(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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